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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8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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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本届论坛继2011年之后要发布第8次生活质量指数。主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还有新加盟的中国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新加盟的还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我是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专家、教授、学者和博士研究生,我代表会议组织单位向所有女士、先生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论坛的媒体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证券报、经济日报、中新社、搜狐网、中国日报、香港商报、经济参考、中国经济导报、经济上报、每日经济新闻、光明日报、新华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产经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网、中证网、中国经济信息网,本次论坛由新浪网和中证网进行现场直播。

  张连城:下面第一项由主办单位领导致辞。首先请第11届、第12届全国、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

  郝如玉:各位嘉宾,非常高兴参加这样一个长期的持久的高峰论坛,高质量,参加这么多年了,特别感谢组委会,社科院和首经贸的同志们,特别是张连城同志,从我开始参加就一直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使得这个论坛已经在国内国际有很大的影响。

  今年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当前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的经济环境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本届的论坛主题为“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再一次扣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表明论坛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具有前瞻性,政策建议也将会非常有针对性。另外,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调研也进入了第8个年头,在促进民生改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调研方面上与国际接轨,使生活质量分析具有国际可比较性。

  作为财政收入的工具和经济调控的杠杆,税收与我们本论坛讨论的经济主题密切的联系。从税收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些年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落实税收法定。落实税收法定一方面来看,我们近几年加快了从国务院条例上升为全国人律的步伐。也就是在11届的时候我们立了一个法,就是《车船税法》,12届全国前年立了一个《环保法》,是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去年全国会上立了一个《烟叶税法》,一个《船舶吨税法》,也就是我们18个税种中有6个是全国的法律了。6月底我们会上开始审议了个人所得税的修法,社会上议论很多。我们去年12月,上一届的会和今年4月份的会制定了2018年的税收的立法计划,这个立法计划今年立法的有《税收征管法》、《资源税法》、《耕地占用税法》,还有《个人所得税法》,还有一些需要研究和论证的项目,包括《消费税法》、《契税法》、《印花税法》、《房地产税法》,这是在预备项目里的。我们讲税收法定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从条例上升到人律的进程,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在理念上的最大进步,这是最重要的进步,过去我们一直讲税收是无偿的强制的凭借国家权力向人民收取收入的工具,我在中财编教材的时候都是这么写的,是国家凭借权力对人民征收。现在税收法定了,是代表人民最高的代议机构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税,是由人民来决定税法。这个理念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现在观念转换了,要由人民来决定,由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或者全国会来定。也就是税收法定决定了征税要由人民和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决定。

  由此而见,税收法定这样一个理念不仅要求人民决定税收收入的规模,即征多少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民要决定在税收中的支出,政府的支出,通过财政支出的多少,人民要决定政府支出的规模,决定政府支出的结构,要决定政府的职能,要政府的机构,要决定政府的人员多少。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现在只是提出来了,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有一个过程。从这个方面来看,税收法定原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大家最近老问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出台不出台,什么时候出台,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怎样参与税法的制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良税,优良的“良”,来适合中国的、经济、人民的要求,我们怎么制定一个好法,制定一个良法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马上涉及一个个人所得税,前天已经公布了个人所得税。这个税起征点的争议是非常大的。个人所得税减税工具特别多,里面的税率,我们现在最高的税率还是45%,在世界上就比较少了,但是这个是“双刃剑”。我们可以往下降降到35%、37.5%都可以,但是我们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对高收入的人就要用高一点的税率,45%的税率,就可以用税率来调节税负,实际上是这样的,还可以用税率最低是3%,我们可以降到1%,也是减。比如我们1%的所得,比如0-5000适用1%,如果我们想减税1%的税率0-5000,大家想想这个减税幅度有多大。所以,不是一个起征点就死盯着这个起征点。起征点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它就是起征点定的越高,纳税的普通的面越小。我们在2000的时候起征点纳税人是8400万,占城镇工薪人口的28%多,但是我们到了3500的时候,纳税人锐减,占工薪人口的8%左右。所以,纳税不普遍。也就是你可以定低一点的税率交10块钱,交20块钱,但是它比较普遍,公平的第一原则是普遍。

  我现在讲为什么需要大家参加呢?给大家说一个个人所得税修法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在上一次修法的时候,一审以后就公布了修法的草案,挂到网上了,当时收到了23万条意见。23万条意见,83%的网民都说起征点3000太低了,要求涨。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其实这是一个客观没办法的事,我们要开各大部,各企业,各人民,各种各样的座谈会,都要有报告附在那儿,但是大家都不太看这些纸面的东西。权重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好设计。所以,大家对个人所得税问,也有问房产税的,都是一审出来网上的建议,我们这里做的都是大经济学家,不但要考虑个人的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对国家的稳定(的影响),特别是房产税。

  各位嘉宾,我很高兴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研究所,首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的基础上,今年增加的中欧实验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充分说明了我们论坛的可持续、高水平、国际化。

  同志们,当前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有各种干扰的情况下,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懂事希望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借助论坛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多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最后,预祝本次大会成功,谢谢大家!

  张连城:郝如玉是我国著名的税务专家,我作为14亿分之一,我也觉得3000或者3500的起征点太低了。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基础上,中国的税收不断增加这不见得是件好事儿。至于房地产税我也听出来了,复杂得很,一时半会儿可能出不来,但是大家都关注,感谢郝如玉教授的发言。

  刘霞辉:首先代表杂志社祝贺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开到了十二届,应该说像这样的一个学术会议能开到十年以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已经成长,原来可能不太熟悉的,现在都成了很熟悉的人,原来很年轻的都变的比较老了,这也是时间在流逝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我在这里利用一个小小的机会,占用大家一两分钟时间也把我们编辑部的一些简单的事儿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公开的汇报。

  第一,我们编辑部现在跟国内的很多著名大学有一些合作,召开一些论坛,现在我们论坛也正在改革,其中包括我们这个论坛也正在改革,希望我们杂志社跟论坛之间的结合度以后能变的更加紧密,尤其是跟我们论坛的一些优秀学者之间建立更为严密的一些机制,这个我们以后会慢慢看出来。

  第二,我们杂志社现在也在与时俱进,原来我们杂志社是比较保守的,有人说我们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因为我们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大家文章写得好,所以,把我们搞得高高在上了。但是这样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审稿周期比较长,跟作者之间的联络沟通等等都不够方便。所以,我们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现在都不太愿意给我们杂志社投稿了,我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我也是做研究的人,假设一个杂志失去了优秀的作者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到编辑部以后坚决要求编辑部的编辑平台进行改革,我们就在《经济研究》的第7期上已经正式对外发布了公告,将从2018年8月份开始正式上线新的投稿审稿系统,希望大家对这个系统提出更多的意见,使我们作者、编者和各个方面的学者之间的关系变的更融洽,也避免很多的误会,提高我们的审稿效率,并且能遴选出国内最为优秀的文章。谢谢。

  张连城:《经济研究》杂志是我们国内公认的高等级杂志,通常我们评审“长江学者”、“百千万”都要看《经济研究》上有没有文章,请张平副主编和刘霞辉主任多关注我们与会的这些人员,以后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参加过论坛,或者参加过几届论坛。

  颜安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第12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本届论坛有很多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发表精彩的演讲,这对我来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今天是2018年的6月30号,再过一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1周年的日子,今天结合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向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在迈向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

  很多专家学者都对香港的情况很了解,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成功完成了两次重大经济转型,一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香港先后利用了世界产业大变迁,工业化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转移的机遇,及时地承接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到来,使得香港经济在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又利用了内地改革开放的机会迅速地进行了产业转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成为本身集中发展进锐贸易与服务产业,香港通过第二次产业转型和升级得以形成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并延续至今。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首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充分认识到香港进行第三次经济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崭新以科技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目标和转型计划,比如香港科技园计划、香港数码港计划、香港中医药港计划等等。然而,时至今日,这些经济升级和转型的计划大多没有如愿实现。香港经济转型周期之漫长、难度之大,远远超过董建华先生当年的预计和想象。

  2008年10月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探讨香港未来发展的路线,香港组成立了临时的顾问机构经济金融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香港6大优势产业,即医疗、教育、检测及认证、创新科技、创意文化和环保产业。然而10年过去,香港产业结构变化不大,新兴产业发展仍然步履维艰。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呢?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缺乏创新、科技发展的强有力驱动,一直以来香港社会缺乏科技文化的底蕴,整个香港社会长期被急功近利的商业文化所浸淫,香港的优秀学生一般都被家庭要求学习金融和工商管理等实用性专业,因为这些专业毕业后就业容易,收入比较高,而科技专业的学生在香港就业面窄,收入也不理想。所以,极少有香港本地的优秀青年学子真正投身创新科技产业。与此同时,香港的企业也都热衷于赚快钱,很少有企业愿意将资本投向那些投资大、见效慢、回收周期漫长的创新科技领域。

  总之,创新科技发展在香港一直没有得到全社会应有的重视。然而,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其主要标志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2005年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局正式成立。同时,特区政府开始从宏观层面规划和推动香港创新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是2017年1月3日,深港两地共同签署了《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这是港深科技创新合作的重大突破,由于深圳已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高地,香港借力深圳共同打造深港创新圈,可令香港的创新发展走上一条高效快捷的道路。

  第三,不久前,习主席对24名在港的两院院士来信做出重要指示,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了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国家有关部委出台了政策,实现了香港的科技界近年来一直期盼的内地科研资金可以过到香港的愿望,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习主席和中央的支持,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送来东风,注入了强心针。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规划也为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提供重大机遇。香港能够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要素,从而实现跳跃式发展。

  香港的创新科技发展正在翻开新的篇章,可以预期有国家强有力支持,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香港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正迈上创新科技发展的新里程。香港经济有望获得全新的发展驱动力,香港的第三次经济转型也将会在创新科技的崛起过程中逐步得到实现。

  张连城:香港经济导报社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二届论坛,始终不离不弃,支持我们论坛的发展,对论坛的举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感谢颜安生总编辑的讲话。下面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蔡继辉致辞。

  蔡继辉: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谢谢论坛发起方的邀请,邀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作为主办方之一参与论坛的举办,并在紧张的议程上安排专门的环节发布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我谨代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向与会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谢意,项城市质量蓝皮书的编写单位,首都经贸大学和中国经济实验室研究院等表示祝贺,向张连城教授、张平教授、杨教授等表示祝贺,也对长期以来把你们的大作交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各位教授,各位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论坛的主题是“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刚才几位领导致辞中对此很好的引导性发言,时间关系,我仅就蓝皮书的主体和出版情况向大家做一个报告。

  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和居民满意度是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发展城市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目标,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主体和研究领域,相信也会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的关注。

  但是城市生活质量的测度又是个难题,不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标准又不一样,用客观指标进行评价大多数使用的是综合评价的方法,但综合评价有可能掩盖了某一个指标对生活质量的极端影响,满意度等主观调查进行测度一方面可能受期望值的影响,比如期望值越大满意度可能越低,主观满意度与实际现实值不符,而且期望值与现实值差异越大可能满意度越低,这些问题都为生活质量的测度与评价增加了困难,当然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们这项研究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本书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客观评价和主观满意度的调查,分别列出中国35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分数和排名,调查和评价总体上比较科学、规范,对城市管理者了解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有针对性地制定公共政策,提高管理水平有重要的指导和决策参考作用。

  这也是蓝皮书的基本定位和重要的价值所在,皮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版以来,从最早的经济蓝皮书开始,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开始逐步发展到今天,目前每年出版皮书450多种,有80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每年有一万多位作者参与。20多年来,蓝皮书的出版契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系统性数据和高质量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的需求,对政府决策,对诸多行业,诸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对加强智库建设,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对引导主流,对海外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对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等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蓝皮书的编写与出版更上一个台阶,进一步发挥皮书作为应用对策类成果的价值和作用,也借次机会向支持皮书事业的各界朋友,特别是皮书主编表示诚挚的谢意。

  皮书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出版社与学术界、智库界共同研究,群策群力,不断完善每一本皮书。以本书为例,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进一步完善,比如我们出版时间还可以再提前,今年发布的是2017年,实际我们现在发布的好多蓝皮书都是2018年版了,包括我们书样有些时间的标注可以再清晰一些,比如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的执行时间,因为调查的时间可能对居民当时那种主观的态度有影响,比如如果涉及到公共安全,上海小学生的事件可能调查时间是今天可能对它城市公共安全的评价又下降,把调查时间提供给读者,对于读者做一个综合性判断是有帮助的。比如客观指标数据的时间,有的是2016年,有的2017年,有的是2015年,因为很多经济的指标对客观评价是有影响的,不同年份也是有不同影响的,可以标注的更清晰一点。另外,我们希望研究对城市总体人群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能关注更多的人群,尤其是相对弱势人群,比如老年人、残疾人、城市农民工等等,他们城市满意度的情况什么样,可能对于我们城市管理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水平。不同的人群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满意度差异也比较大,我们的城市应该为每一位居民做好服务和保障,这也契合今天我们城市论坛的主题,通过关注更多的人群更深层次的问题全面提升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最后,我代表社科文献出版社祝论坛成功,祝我们城市生活质量蓝皮书越编越好。谢谢大家。

  张连城:很惭愧,我们生活质量蓝皮书只得过三等奖,原因之一就是和我们新闻媒体的一些报道的重复率太高,新闻媒体的报道总是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一查重重复率比较高,这是得三等奖的原因。今后我们正在想办法怎么更快一点赶到新媒体前面,那是不可能的。尽量的我们争取一等奖,特别是今年我们的主观满意度调查采取了国际统一的标准,按照密歇根指数进行了调查,可能今年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感谢蔡继辉总编辑的致辞。

  付志峰:我其实跟特朗普先生还差好几级,我也他穿得那么西装革履,我今天穿的体恤衫,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话不靠谱,我这个首都经贸大学校长说话是靠谱的,我代表首都经贸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真心的感谢,用北京的温度来欢迎大家到这个论坛来。

  经济问题确实特别复杂,受因素,社会因素,资源环境多方面因素影响,有时老天也插一杠子。北京很热,温度高了用电量就大,用电量大了中国就烧煤多,估计对煤的价格也会有影响。尤其谁能想到高举全球化大旗美国现在又重新举起高关税的大旗,对中国,也包括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重新打起了贸易战。经济这么复杂,也许正是因为经济的复杂,让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也包括后面的同学们能醉心经济问题的研究。下面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各位专家,来聆听各位专家的精彩演讲,谢谢大家。

  张连城:感谢付校长简短而热情洋溢的发言,下面进入论坛第二单元,大会演讲阶段。首先,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

  张卓元: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很高兴!我已经有两三年没参加了,年纪大了,主办方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邀我来讲讲40年改革开放的问题。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第一点,关于问题的提出,为什么讲这个问题?30年前,1987年10月份到1988年6月份,当时国家体改委组织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中央党校的课题组,北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他们的课题组就中国中期,指的是1988年到1995年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纲要。有上百位经济学家对大家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当时有个最大的争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当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代表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论。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包括楼继伟,他们的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中期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价格,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

  第三种,我们社科院课题组,当时课题组是副院长和我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要双线推进,所谓两条主线。

  今天看来,我们当时提的两条主线,当时所谓主线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总的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

  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一条主线主要讲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有几块,首先是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当时根本谈不上“经济”,个体经济全国只有14万户15万人,改革开放后最早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的是为了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也有的说法叫知识青年回城催生了个体经济。主要是到1979年上半年为止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到2000万人以上。所以,怎么样来增加劳动就业岗位成为党和政府的最紧迫的问题。1979年2月,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局长会议,面对那么大的就业压力,当时写了个报告,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提出各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以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的手工业个体劳动,但是不准雇工。所以,1980年的12月、11月,各个地方的工商局发放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当年就有81万人拿到这个执照从事个体劳动。到了1985年,已经有1700多万人拿到了从事个体经营的执照了。我们到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我看2016年8000多万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

  第二,经济接踵而来,个体经济一发展,经济必然接踵而来,这是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列宁说过,小生产是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所以,个体经济发展以后,有些经营好的个体工商户就需要扩大经营规模增加经营项目,就需要雇工。当时城乡有那么闲散劳动力所以雇工是很容易雇到的,但是开始时候对雇工作做很多很多限制,而且争论也很大,开始非常英明,这个事情看一看,虽然看两年再说,后来又延长再继续看,这样实际上雇工就逐步的发展。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已经明确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所以,个体经济是1980年,经济1988年开始,各个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就开始办理企业的注册登记,经济开始发展。

  80年代初期大家还知道什么叫个体经济,什么叫经济,怎么划分界限争论很多,经济学家也争论很多,最后还是靠《资本论》解决问题,《资本论》第一卷第9章马克思讲了雇工8个,8个人的是资本家,8个人以下小业主。1988年开始经济可以发展了,到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1993,1994,1995,连续三年经济户数的增加,50%以上快速增加,迅速发展。所以,经济在1988年开始正式可以从事经济经营,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得到很大的发展。现在雇佣的劳动者已经到了1.2亿人,加上个体经济八千多万,总共两亿多。这是第二。

  第三是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始的时候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当时斗争也很激烈,姓资姓社的争论,由于得到强烈的支持,后来特区也办成了,开始利用外资了,而且利用外资也不光在经济特区了,逐步到沿海各个城市外商投资越来越多了,到2012年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达到44万户,投资总额达到32000多亿美元,注册资本18000多亿美元。在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都是有60%左右(到2012年为止)是从事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的贡献相当突出,而且它对出口的贡献也很大。外资企业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1991年是17%左右,上升到2014年的46%。在工业部门的总资产中,外资占的比重达到24%。外资经济也是中国很大的一块。一个是个体,一个,一个外资。

  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首先,农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私有权前提下放开了经营权,所以解放了生产力。国有企业的改革走得比较迂回,比较艰难。从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后来又利改税,后来又承包制,一直到1993年才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78年扩大企业自主权到1993年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整整走了15年,国有企业改革走了一些弯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过程决定的。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就提出来了,现在一直到十九大都提出要继续坚持和巩固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次40年改革开放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也是我说的第一条主线一个大概的状况。

  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样理解公有制为主体,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据我所知,2013年在起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理论界、工商界对这个有两种差距很大的不同看法,有的理论界人士建议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它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甚至60%,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60%,就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被突破,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受到动摇。所以,他们主张要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的甚至建议对财富积累特别多的富豪动手,实行再公有化。前不久也还有类似的看法。

  跟这个相反,也有的理论界,特别是工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现实经济活动已经发展到实际上是民营经济为主体,如果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否名不副实,也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建议基本经济制度改为以公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有这么一个看法,我还参加全国工商联的会上,有人就提出这个意见,这个意见现在看来应该说是站不住脚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认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曾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当时的文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当时十五大报告讲的。

  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2017年的39年中国GDP增长了33.5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国有经济,集体和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经济,外资经济,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获得巨大发展,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公有资产在世界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命脉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最近财政部国资委、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公布的公开数字,一直到2015年底,经营型的国有净资产大概34万亿,行政事业型的国有净资产11万亿,金融型的国有净资产53万亿,资源型的国有净资产大概是458万亿。这一部分自然资源资产占的比重特别大。经济注册资本大概也就40万亿,外资十几万亿。所以,跟500多万亿比,在这里讲的还是净资产,总资产更多了。所以,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没有变。至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个大家没有任何争论。所以,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资产都大幅增加,但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并没有变,而且按照十五大对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也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所以,今后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第二条主线主要讲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展开的,也就是逐步放开价格,搞活市场展开的,大家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南方广东这一带先放开鲜活农产品,价格一放开,这些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一个激励了大家生产这些产品,一个使得很多附近的产品都往你价格高的地方卖,使得大家看到市场机制搞活经济,搞活市场的魔力,从而支持和拥护市场倾向的改革,认识到市场配置资源比用指令性的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所以,1992年,十四大总结了改革开放13年的经验后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下面讲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格改革走在各项改革的前面,1985年起中国价格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先是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工业品的价格,使商品市场迅速活跃起来,市场繁荣,上百种票证相继被取消,到1998年上半年,终于出现了人民期盼已久的买方市场,主要指商业部商业局直接管的600多种主要的商品,而且到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工业产品资料销售总额市场条件下的比重达到95%以上,各种服务价格也陆续放开。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向资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水、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铁矿石等矿产品,劳动力、资金、土地等价格市场化改革逐步,取得进展。现在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放开了。我想起80年代价格的时候,我们一再提一个方案希望市场价格体制,当时参考了、香港、新加坡,把80%商品价格放开了,现在已经放到97%。

  第二,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的基础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市场发育四阶段,各类市场蓬勃发展,这是第一,第二阶段1992年。 第三阶段2002年到2012年,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一个是外商投资企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一个是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步形成。 第四阶段,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建设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三,关于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对进,经济搞活了,微观主体有活力了,在这个同时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才能使整个经济运行能够稳定健康。1985年著名的八三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上得出了一些共识,最主要的就是微观经济搞活以后,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应该跟上,但是应该从直接管理,计划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是要执行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过热的时候实行紧缩的政策,经济过冷的时候,实行扩张的政策,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尝试,但是我记得我们1985您我本人也参加八三轮会议,当时听到外国专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都觉得还是很新鲜。

  在实践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是增长的,没有一年出现负增长,而且最低的GDP增长率也达到3.9%,1990年是最低的,虽然出现了两次两位数的CPI上涨率,但是很快够得到控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经济的GDP的年均增速达到9.5%,这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就证明了我们整个宏观调控,我们整个40年的发展是非常之健康的。这是我讲的第四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两个重点的规定。我说的两条主线,因为完善产权制度,所谓产权就是所有制的核心,这个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我们今天完善产权比如强调要很好保护知识产权,要增强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要保护非公经济的财产权,要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这些都属于所有制或者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完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要素市场化配置,主要是我们讲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搞好社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这些方面。所以,30年前提出的两条主线论和今天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改革的两个重点我个人认为它的精神是相吻合的,当然今天提的任务比30年前要符合新时代的精神,比如完善产权制度要知识产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概念,这是我们社会现代化建设进步提出的新的问题。

  张平:我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张平。这一节我们请来重量级的两大嘉宾,一个是社科院的副院长高培勇教授,一个是著名的专家,经济所的资深研究员张曙光教授。此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蓝皮书发展,一个是经济增长蓝皮数发布,一个是生活质量蓝皮书发布,这一节还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现在有请高培勇副院长给我们做讲演,他的题目是《主动“对表”》。

  高培勇:我报这个题目的时候打算和大家交流的是地方债的问题,昨天在扬州活动,听到扬州市委在谈论新时代怎么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工作,昨天晚上到了清华大学,李稻葵又在那儿发问,是现在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所以,我临时决定用这个PPT,这是在其他地方用过的溆浦PT我做了一点调整,想用主动对表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样一个线号中央局讨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用的一个词,是这样讲的,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而且进一步讲对得上的抓紧推,对不上的抓紧改。

  想到这样一段话,我就在想在宏观经济领域过去5年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到今天按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说法,一个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格局大致形成。如果再把十九大之后在宏观领域有关新的概念引入其中,比如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等等纳入到我们的宏观调控的视野当中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体系的格局又大致的勾勒出来。它的大致演进脉络各位是比较熟悉的。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三期叠加”的判断,面对经济形势所出现的转折新变化我们把它概括为增长速度的换档期,发展动能的转换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是2013年做出的归结。

  到2014年,我们在“三期”叠加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理解发生的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在概括三期叠加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指出它是长期性的变化,是趋势性的变化。当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三期叠加进一步引申为长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2014年在解决了对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之后就开始转向经济工作怎么干,先是指导思想的变化,2015年的10月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紧跟着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2016年媒体新概念就叫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紧跟着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到2017年年末的时候就以此为基础提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因而从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当中我是觉得一个新时代的宏观调控体系的雏形或者框架已经大致的勾画出来了。

  要想“对表”,那就是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对上表,看怎么理解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因为教书教久了,我所觉得推崇的办法就是比对,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对旧概念而言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当讲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候我总问经济发展旧常态是什么,讲到新发展理念旧发展理念是什么,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也是说它相对什么一个东西,对照这样的比对的过程中,我理出几个线索大家看对不对。第一是分析视角,这个分析视角现在是在变,原来我们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的视角就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面对经济发展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我们总是把它和什么对接呢?和经济发展的周期对接。它是处于经济发展的哪一个周期性的哪一个阶段的问题。在我们心目当中经济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的波动过程,衰退了我们就说它是衰退阶段的问题,通胀了我们就说它是在高涨阶段所出现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判断它一定是短期性的变化,一定是周期性的变化。它是周而复始波动的过程,这是一个判断因素。第二是总量型的因素。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么需求大于供给,要么供给大于需求。过去的分析的视角已经融化在我们血脉中。现在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以往的分析视角之间就不是那么契合。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和其他方面的公报在讲这个话,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接下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按照这样的一种判断和我们原来传统的分析视角对接的时候它就不那么契合,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既然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总量性问题,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它就不一定是需求侧的问题或主要不是需求侧的问题,既然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短期性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应该把它列入。

  第二个变化就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我理解就是一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做经济工作是奔着什么去的,原来在高速的发展阶段,无论你个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以GDP为分析,你也不可能不围绕GDP的高速增长做文章,因为你那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何谈其他方面的问题?自然是以GDP论英雄。但是今天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个理念指导下的发展,而这是一个不说颠覆性变化也是一种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你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为重心已经转向追求质量的轨道,而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变化是政策的主线索,政策的主线索,原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是强调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的条件下,可以归结出几个特点:第一,不管任何条件下我们总是站作需求的角度看问题。第二,我们盯的是需求总,供求之间矛盾的不平衡我们着眼的是怎么用调整需求的办法去适应供给,而主要不是想调节供给。第三,我们搞的是一种对冲性的逆向调节,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加需求,需求过旺的时候我们减需求,因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短期的稳定,这是我们过去长期做的事情。而今天强调的问题跟过去不同了,正好对着来。首先,我们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给角度来了,原来盯的是需求总量,现在主要盯的是结构调整,原来追求的是短期的稳定,现在我们紧盯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我想这是在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侧给够性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试错机制,怎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层面的调整这样一种路径下实施的,我们把宏观政策当做一种政策变量。什么是政策变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调整。现在谈论的问题是根本途径是改革,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着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实施机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现在是政策安排+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特别是最近面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单纯的调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失效状态,起码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动体制机制,那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没时间展开这些方面的说法,每一个问题都是如此。房地产的问题,消费的问题,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类似所有问题拿出来,你不动体制是解决不了的。

  第五个变化,我想跟大家商榷,我还拿不准,昨天晚上突发奇想加上来,变化了的政府的作用,拿不准还没有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大家体会。这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引发出来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物质文化需要已经提升或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儿?这个大家已经讨论很多次了。第一就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了层次。因此,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又加了一类需要,在十九大报告中讲的使人民群众对于、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来的需要,与这一需要相对应的载体是什么?要么是制度产品,要么就是政策产品,用武之产品、文化产品满足不了这一需要。如果物质文化需要更多依赖于市场供给,我们更多的强调市场供给,后一类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赖于政府系统。因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依靠市场系统,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统。

  这个时候政府系统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政府供给,我们过去写《公共经济学》教材,写财政学教材都这么讲的,凡是市场做的好的都给市场,市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给政府,它是拾遗补缺,但是当你面对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强调物质产品、文化产品之外的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时候,你还是这么思维,行吗?统统交给市场,市场做不了政府去拾遗补缺,我觉得恐怕得需要调整。

  是不是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遗补缺转向并驾齐驱,我没想好,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十九大报告中相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怎么说的?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十九大中把“和”字换成一个“,(逗号)”,从上面5个方面的变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布局的表述大体上是这样归结的。这里面凸显了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样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在此基础上解答昨天李稻葵提出的问题,这样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带给财政政策的变化是什么?一个问题大家主要谈的现代财政政策积极吗?该怎样的理解积极的意义,去年我在张燕主编的光明日报的理论版写了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变化问题,1998年我们启用积极财政政策称谓的时候我们是把“积极”等同于扩张,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积极有效,我们的解读都是对现在有关的扩张力度不满,要加大扩张力度。但是当这样一种解释套用到今天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中来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怎么体现“积极”?财政上的积极主要体现为财政赤字,扩张不扩张不看赤字能解决?赤字我们也深知一条,有没有赤字不是扩张的标志,赤字规模多大也不是扩张的标志,唯一的标志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来得大,我们看的是边际效应。照此理解,去年财政赤字23800,今年23800,我们财政政策积极吗?肯定是不积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生变化了,按照现在财政政策的解释,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说,预算报告怎么讲,着重点、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效益和质量上来,转到化解产能过剩,主攻方向转到结构性调整。所以,现在谈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只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这样一种语境下是“扩张”的意义,初次以外是“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

  第二,投资。以往的投资在我们概念中,特别和积极正政策挂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总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带动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4万亿投资,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十几万亿投资,这是一个投资乘数的实施过程。我们目的干什么?是为了增加支出,增加都是,拉动和扩张需求。对投资的理解我们过去是这样理解的,但今天十九大报告中专门给都是讲了一句话是说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它强调的是优化供给结构关键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资在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动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动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优化供给结构。所以,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条件下,投资的定位和寄希望于它所产生的效应相对以往已经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了。

  第三,赤字考量,以往我们脑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么?财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间的那个差额,支出大于收入,这是不好的事情,怎么让它好呢?那就是为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不惜扩大赤字。以财政收支不平衡换取整个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我们是把它当这个来用的。所以,为拉动需求不惜扩大赤字,为经济的平衡不惜扩大赤字,而对赤字的度怎么掌握,只要它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要大的经济宏观上它是有利的,我们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但是大家注意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线年我们一直把财政赤字控制在占GDP的3%以内,请大家注意这是当成绩来讲的。为什么?因为相对于金融风险而言,我们对赤字变的谨慎了,我们对赤字已经开始心存敬畏,我们对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线了,这是不同的背景。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中摆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最重大的风险是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债风险上,这是不一样的考量。

  第四,不一样的减税降费,多少人指望减税降费,但是减税降费过去我们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是把它当做扩大需求的一个手段,给个人减税降费,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给企业减税降费,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投资需求。我们是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实施路径。今天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减税降费是和降成本之间对接的,减税的目的是为了降成本,降费的目的也是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税,涉企的收费,没有提其他方面的都是。所以,这样一来,减税降费的这种目标和行为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样一个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发生深刻变化或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下,我们做宏观经济分析,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识地去对这个表,否则的话就难以跟上。

  我还强调在我们理论界,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新时代的宏观经济的理念思想战略,你理解不理解或者怎么理解,你要想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读首先得把它的来龙去脉考虑清楚,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全面的调整理念思想和战略,反复的告诉自己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以往,反复告诉自己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以往的社会主要矛盾,反复告诉自己我们主线索是供给侧给够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我们要满足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有意识的“对表”到最后变成下意识的,用这样的理念思想战略去做指导,我想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谢谢大家。

  张平:感谢高院长,讲了很多宏观调控,但是我也想再强调一下,整个宏观调控我们是1994、1995年建立的,其实是基于工业化大量的宏观调控,这里面命题除了目标以外,整个管理机制还需要有新的探索和突破,这以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方面的适宜质量转型的新的一些探讨。下面有请张曙光教授探讨人才争夺战与经济转型。谢谢大家。

  第一个问题,从人口问题谈起,人口问题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我们在人口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误区和片面性。人是有一张口,二是有一双手,三还长了一个脑袋。这三者确实关系很密切,如果三者结合得好,人类的奇迹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往往把它割裂开来,先看人有一张口,口可以吃饭,所以,咱们只看到人口可以吃饭,所以,人多了要控制人口。控制用经济手段调节一下也可以,但是咱们非要用强制性的行政办法。而且这个政策在当初制定的时候是说2000年前后要做出调整,但是由于特殊利益阶层,以至于拖到2015年才放开“二胎”。但是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放开以后人家不生了,年轻人现在不生小孩。所以,政策效果也就很微弱。

  我昨天来的时候坐出租车,司机说他家里兄弟姐妹13对结婚的12对不要,只有最小的一对要小孩。这个问题从世界来看也是大势,咱们是未富先老,很多发达国家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生育率很低,而且出现负增长。另一边有些穷国,特别是部分国家人口增长非常快。大家想一想,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人类的人口结构决定人类未来。有人已经敲了这个警钟,但是各国的决策者都没有意识、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

  在人口的问题上咱们只看到口可以吃饭,而没有看到口还要刚才。讲话又是人口很重要的功能,如果人不吃饭要饿死,那人不刚才也要憋死。尤其人口的讲话又与人脑联系起来,人脑的发达和语言的发达,人脑的退化和语言的退化是高度相关的。所以,如果说人不吃饭饿死,不讲话憋字,一个社会只有少数人可以讲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言论的这样一个状况,我看可能个人状况不会好到哪儿去。

  人都有一双手,这双手可以劳动,可以做事,但是怎么做事儿可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化的劳动和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劳动天壤之别。我们经济所已故的老所长在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接见外宾的时候曾经问人民公社怎么回事儿?回答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农奴制的劳动和自由的劳动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最根本的一条是放开了人的手脚,让人家有一点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才有了中国经济今天的发展。

  劳动有体力劳动,也有脑力劳动,二者的结合可以创造出奇迹,但是咱们的认识里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到现在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这个状况仍然存在。咱们再看人脑,人脑的作用确实会思考,有理性,有感情,可能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脑的功能上。人与人的不同差异可能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既然可以思想,就能够使得它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就可能产生坏思想,也可能产生好思想,但是咱们想一想,如果你不让它自由思想,那不可能抑制坏思想的泛滥,但必然造成好思想的给抑制。人类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是人才,咱们4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去年GDP82.7万亿,世界第二,人均59000元,中等水平。咱们要讲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咱们现在是报喜不报忧,有些喜报过头,有人讲中国在六大方面超过美国,结果造成盲目乐观,但是看不到问题咱们也不知道咱们怎么去解决。咱们30年发展靠什么?依靠大量的资源消耗,中国消耗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源的百分之四五十,但咱们的GDP只占不到20。造成了大量的环境生态问题。最近环保部在督察大家就可以看到。

  还有,咱们靠大量的投资和货币发放,去年M2和GDP的比例达到了202.7,造成了杠杆率高企而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潜藏着很大的金融危机。咱们过去的发展也主要靠出口贸易,结果国内外经济失衡,造成了很多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这是一个。所以,总的来看,咱们还是一种粗放式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不多。所以,面临着一个转型升级的任务。

  怎么转型升级?怎么提高质量呢?最根本的是要靠人才,要靠创新。大家想一想,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要靠人才,城市的水平和面貌要靠人才,你国家的未来和前途也要靠人才。正因为如此,咱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技术之间、城市之间、单位之间现在人才竞争是如火如荼,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也潜藏着人才问题。你再看咱们“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一点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提出来世界共同体,但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对周边有些国家也有影响,人家认为我们成为人家工业化的一个障碍。本来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开放,改革开放,寄希望于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但是中国走向了另一面。所以,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也另眼相看。所以,他们的战略在调整。

  第四个问题,讲国内人才竞争。前几年好多城市里都发布了自己的人才新政,不光有中小城市,你比如东莞、佛山、山东的潍坊,而且有很多省会城市,比如西安、合肥、南京、杭州,一系列。到了今年的3月20以后,北京也宣布了自己要引进人才的管理办法。3月26号上海也出台了它的要高端人才的战略。前几天天津也加入进来,大家看由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加入,人才争夺已经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争夺的像北京,办法是引进的四大战略符合的人才,没有住房的可以在单位引进人才的地方落户,买到房的可以直接户口迁入,子女随迁,解决户籍的重要渠道。上海要引进大数据,各种各样的13种人才。本人和家属子女,团队和团队家属的子女一律解决户口问题。北京为了给国外引进的人才十年之内来往自由的方便,而且还要帮他解决中国国籍的问题。

  从省会城市来看,你可以看南京,40岁以下本科都可以在南京落户,西安出台的在校大学生凭学生证明可以在大西安落户,当前落了80多万人。大家可以看到人才争夺确实非常激烈。这个争夺总体来看是件好事儿,为什么是好事儿呢?从我们过去不重视人,不重视人才转变到重视人,重视人才。咱们过去是见官不见民,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魂,这个问题解决了。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争夺人才。我觉得很关键的咱们现在争夺人才里有很多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一,什么是人才,大学生算不算人才,现在算。还有争夺人才要干什么,咱们好多学校引进院士,引进长江学者,但是只是为了名头,为了牌子,并不见得要让他们干事儿。于是很多人也看到这个好处,于是多是兼职,频繁地变换单位,把名都值做到最大。第二个,引进人才怎么引进,咱们现在都是给房子,给户籍,给补贴,比如说引进人才这块火热到什么程度呢?算法科学家年薪100-500万,还要外加股权。但是实际引进人才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产业和事业的发展,人才来了是要干事业的,不是坐享其成的,很多人有事业,那可以完全扑在事业上,没有事业他到那儿去干什么?没有事业等于让他去受罪,让他去坐牢。第二,尊重人才,给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不尊重人才,不给他自由你也引进不了像样的人才,引进的也会流走。咱们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看重的是官,官员有充分的自由,那对不起,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就受到限制。现在你可以看,很多人才做事儿的,得奖的,得利的是那些监管组织部门的。所以,不可能尊重人才和给他以充分的自由。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城市是一个生态,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结构,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还有一般的劳动者。咱们可以看,一方面大力吸引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又大量驱赶低端人口。一方面鼓励考研,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问题又是一个短腿。一方面引进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又外流,一方面批判美国,另一方面把子女都送到美国。这个矛盾的事情让人质疑。还有引进人才靠制度,咱们的制度比如说户籍制度,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自由迁移没有解决,城市里制造业已经是农民工做主体了,80后、90后回不去了,但是落户问题解决不了。

  最后再讲一个问题,人才的流动自然有它的平衡机制。我觉得如果东北的人口流出对东北振兴有利,如果东北比如黑龙江四千万,现在减到三千万,它的收入,它的效率就可以提高。北京、上海人流入对北京发展有利,但是这样的规定没有道理,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如果我们看一看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人比上海、北京多了,那么人家没有控制也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控制?我觉得如果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解决了,人才竞争会走向一个良性途径。谢谢大家。

  张自然:各位领导,专家,上午好!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这是蓝皮书的总报告,由中国经济质量前沿课题组做的。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内容。

  有5个方面的内容:2018年中国宏观经验事实、效率转型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效率提升。

  经济增长、就业、价格和汇率处于平稳区间,需求趋弱,生产仍强,中国债务周期的压力逐步显现,外部冲击与经济增长。这些内容不再细说,大概展示一下。

  重点讲一下我们报告的主要的潜在生产力核算,我们有一个基本假定,我们动作非参数线性估计方法对要素弹性参数进行估计。第二,设定中国未来TFP增长构陷达到发达经济体基准水平30%,第三是基于城市化率与投资率关系的计模型,给出对资本形成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预测。我们得到下表。

  我们认为GDP增长率在6.45左右。其中从资本增长率来看,这些年资本增长率是有所下降的,劳动增长率本身是有下降,同时我们的劳动参与率为负的,总体劳动投入的增长率相对前期是下降比较快的。

  对中国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分析,资本投入对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劳动投入增加率下降较快,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左右。中国经济始终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增长,资本要素使用效率和边际效益持续下降。这是一个基本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提升,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居民的舍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第二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重点讲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和特征,第二是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设计,第三中国与发达国家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差距。主要是国际比较方面的。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十九大针对中国的发展阶段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公推富裕。这一判断指出我国专项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从物质生产体系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创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和特征应该是知识消费,人力资本地方,创新效率补偿的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机制。

  我国在工业化阶段偏重于中低层次教育,形成较重的低层次人力资本,目前面临人力资本升级的问题。日韩经验15-20年高等教育基本普及,人力资本结构的快速提升促进了整体创新能力,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内涵是广义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健康医疗、体育等多方面的快速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中,经济增长伴随着知识消费比重提升。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6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及持续提升科教文卫体等知识消费比重,让更多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创新驱动的持续提升效率。第三保护产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第四经济稳定性。第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第六是经济协调主体转型。大致是这6个基本特征。

  我们针对这些特征,高质量发展指标设计是基于参考国际相关的五大指标体系,以OECD发达国家为参照样本,包括5个一级治保,经济增长、创新效力、政府效率、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

  我们的指标有若干个二级指标,下面有67个具体指标,其中50个指标可以国际比较,17个指标不可国际比较。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指标体系来评估中国和OECD发达国家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差距,发现短板,并缩小和OECD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是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其中打星号的是反项指标,所有指标正向化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增长效率部分城镇失业率是一个反项指标,经济稳定性基本上都是反项指标,居民负债水平,企业负债水平,我们排名非常靠后,这说明我们的负债过高了。

  创新教育一些指标可以说一下,一个是PCD专利数量,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互联网的普及度,研发强度,知识产权保护,货物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市场规模,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这是比较重要的可国际比较的指标。

  政府效率方面包括两个,公共效率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效率包括营商指数比较重要的,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专业服务监管指标,人员交通通信监管指标。零售业监管指标,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数,政府开放度指数,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都是比较新的,而且可国际比较的。

  生活质量方面,消费升级,消费促进两种指标。科教文卫的消费比重,大学教育的比重,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两个不太可比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社会保障,我们用的是社保缴费占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环境质量方面列的比较多,一部分是可以比较的,比如人均水资源量可以国际比较的,城市人均垃圾生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可以国际比较的,PM2.5指标,我们比较关键的,PM2.5大于35的比重,按照35的标准中国应该是比较落后的。环保科技占全部科技都是的比重也是比较重要的,都是可比的。

  我们有一个发现,三个指标,市场规模是不容置疑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人均垃圾生产量是不高的,中国近1/6的指标排名全球30%以内,与前沿国家差距小于50%的指标比例超过了1/3。

  高质量发展一级指标经济增长、创新效率、政府效率、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等诸多指标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具体的指标结果,国家超过四五十个以上的,低于60以下的OECD国家比较多。GDP中间个别特别高的,我们排在第23位,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资本回报率,42个OECD国家,包括中国的发达国家是排在第13位,差距是53%。劳动生产率方面200个国家我们排在第十位。

  比较重要的资本化率我们在60个国家里22位。几个波动指标步态理想,差距100%,差距非常大,我们居民负债排在133个国家的第105位,企业负债水平是在132个国家里排在第126位,我们负债过高,正负债水平在41位,也是当高。

  国际专利,110个国家里排在第2位。论文发表数量排在第一位。研发强度在36个国家排在第13位。知识产权保护还算比较创新,100个国家49位,货物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基本上还在中偏后一些。技术成熟度基本上倒数第二了。出口还算可以,43个国家第7位。

  营商指数在近200个国家中排在第78位,产品监管指标我们几个监管指标基本上倒数2或者5以内,营收监管指标36,相当于倒数的。公共服务满意度45个国家地区里第28位政府开放度指数排在第87位。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下降的影响是倒数第一的,非常不好。科教文卫消费在42个国家倒数第一。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在42个国家地区中26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在88个国家中第22位。社会保障在93个国家和地区里29位,水资源量比较靠后。能耗指标反项指标我们在倒数第四,36个我们排在33。PM2.5指标大于35微克/平方米我们也是挺靠后的。科技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倒数第五,科技方面或者环保方面的我们是比较靠后的。

  可国际比较说了。下面大概讲一下区域比较,省内比较的,2018年发展前景指数和排名,“十三五”的,2018年的分级,简单过一下。

  《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连续8年对中国区域科持续发展进行跟踪评价。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应该从以GDP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专项以劳动生产率与TFP增长为基准的创新和效率的评估方式,强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增长。

  2018年海南环境质量是第一的。发展前景综合的和5个一级指标的情况。权重变化情况的列表。经济增长排名变化,办法特别大的没有。增长潜力方面天津下降14位,大的变化其他都不是特别大。政府效率方面也变化不是特别大。人民生活方面也变化不大。环境质量方面变化没有特别大的。

  权重排序,增长的综合质量的情况,增长潜力的一些排名情况。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海南明显比全国高很多。

  “十三五”的大致展示一下,现在“十三五”的第三年,这是一些大的排名情况,略有变化,发展指数达到平均每年的指数。“十三五”经济增长排名变化比较大的辽宁下降12位,其他的有大有小,海南降了5位,黑龙江涨了5位。

  增长潜力方面下降比较多的是天津下降了10位,这是比较大的,福建上升9位,变化比较大一些,河北涨了6位。政府效率方面变化不是特别大,“十二五”到“十三五”,人民生活方面河北下降了6位,这是下降比较多的,其他的4位不算特别厉害。

  环境质量方面山西下降12位,这是比较大一些,其他的安徽下降7位,湖南涨了12位,甘肃下降11位,这是下降比较多一些的环境质量方面的指数。

  橙色的是发展最好的,江上浙江和广东,北京2017年其是第一级,2018年已经在第二级了。经济增长天津、上浙和广东最好的。

  政府效率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是比较好一些的。人民生活,北京、天津几个。环境质量方面最好的是海南,青海、北京、上海。

  郎丽华:谢谢。自然讲的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讲35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讲四部分,重点讲第二部分,但是讲第二部分之前我要讲一下关于调查的说明。我们2011年开始指数发布到今年是第8届,前6届我们主要是主观调查指标5个指标,但是没有进行国际比较。从2017年开始我们进行乐昌市,跟佛罗里达大学合作,在生活改善度这个指标上我们采用美国G根指数进行了涨势,效果很好,2018年我们开始进行全新的尝试。2018年指标体系的构成主观部分4个,消费者信心指数、教育质量、健康状况、医疗服务。

  第二个变化是调查方法的变化,原来采用电话调查,今年电话和网络合作。我们目标是趋向于网络调查。今年的调查结果,有12800多个有效样本,其中电线%。这是基本情况的说明。

  重点的放在第二部分,主观满意度调查的情况。第一项指标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我们是采用美国密歇根消费者指数,同时加入中国的情况,分数越高反映消费者信心越强。消费者信心主要有6个问卷,但是密歇根指数是5个问卷。所以,我们加了第6个。

  问卷1,你认为你的收入比前一年更好还是更差。第二是针对未来一年您认为您家人的收入是更好还是更差。第三,根据国家的整体形势,您对未来一年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是否有信心。第三,纵观国家整个经济形势,您对未来5年经济发展是否有信心。第五个问卷是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耐用必须品的好时机。第六,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美国没有这个指标,我们假如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住宅的好时机。

  我们分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5项,第六部分是专项调查。消费者信心我们得出的结果,全国35个城市,所有城市消费者信心都大于100,其中上海122.8,最高,最差的104.44,平均值115.48。表明中国的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的个人收入、收入预期、经济形势还是充满着信心。我们也跟美国进行了一个比较,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进行调查,2018年4月到5月,美国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是98.8,我们的调查是2018年3月份到4月份,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比较的。2018年3月到4月,中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平行值为115.48,这是第一项指标,消费者信心指数。

  层次看,女性对消费者信心更强,越年轻消费者信心越强,学历越高消费者信心越强,在职的消费者信心大于非在职的。这是第一个指数。

  第二个指数,专项调查专项调查主要是问您认为现在是否是购买住宅的好时机。我们设定三个问话,第一个好时机,第二不确定,第三是不好的时机。只有济南一个城市认为好时机的比重大于不确定和不好时机的比重。西安、深圳,还有杭州这三个城市认为购房不是好时机的比重大于好时机和不确定的比重。平均来看,全国35个城市23.6%的人认为现在购房是好时机,46.5%的人认为不确定,29.9%的人认为不是好时机。

  第二个指数是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教育质量满意度的指数我们设计的依据是根据教育部建立健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体系的5个指标简化而设定的。它主要分成总第7项到第13项,第7项是个基本数据,主要是面向中小学教育。第8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是否注重学生的品德的发展教育。第九个认为您认为目前的周小学是否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第十,您认为目前的中小学是非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结果是总的排名,济南排名最高,是74.58,杭州排名比较低,64.22%,但是整体的排名都大于50。这表明对教育质量还是比较满意的。平均的得分69.39。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我们认为集中优质资源的城市它的得分并不高,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城市的受访者他认为优质教育的供给和受访者对教育的需求还是不匹配的,也就是教育的发展还是比较失衡的。

  关于学业负担的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学业负担如何,是重还是轻。第12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生进入重点学校的主要壁垒是什么,第13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生教育的课外支出负担是否重。调查的结果,这个得分大家看得分越高表明负担越轻,得分越低表明负担越重。得分最高的是青岛,得分是35.82,低于50分,表明负担非常重的,得分最低的城市是西安,是25.66,平均值是29.93。全国整体来看,学业的负担,中小学的学业负担是相当重的。这跟我们平时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第12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进入重点学校的壁垒是什么?主要的壁垒,学区壁垒是最主要的,第二个壁垒是户口,第三个壁垒是择校费,第四是学生成绩。目前,全国有33.5%的受访者认为学区是主要的入学壁垒,19.2%的受访者认为户口是主要的壁垒,17.4%的受访者认为择校费太高,17.1%的受访者认为学生成绩不够是主要的壁垒。

  第13个问题,您认为目前中小学的课外教育的支出是重还是轻,也是分数越高表明课外支出负担越轻,分数越低表明课外支出负担越。得分最高的是青岛,35.57,低于50分,得分最低的是哈尔滨,22.79,全国的平均分是28.77。这个表明全国35个城市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课外支出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第三项介绍一下健康情况的调查结果。健康情况我们是从第14到第17个指标反映了健康情况。第一个是总体的情况,这个问卷的问题,总体而言,您觉得您的健康情况如何。全国35个城市的受访者调查结果是这样的,青岛的得分最高,70.58,这表明相当好了,因为大于70分了。最差的城市是杭州,是53.91,尽管是差,但是都高于50分,都是一般和良好之间,平均值是64.48。我们把这个情况跟美国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全国35个城市平均值64.48,我们了解一下美国的一个情况,美国最新的调查结果是61.6%,我们的平均值高于美国的平均值,其中28个城市的得分高于美国数值,7个城市得分低于美国数值。这是整体的健康情况。

  这三项是针对过去一个月内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还有对工作的影响进行的调查。第一个是回顾过去30天你有多少天身体不舒服。第16个问题是过去30天你有多少天心理上感觉到不健康。身体和心理的不健康在过去30天中有多少天影响了您的工作。这也是根据美国疾控控制中心和预防中心所开发的健康不良指标来计算的。这个总的天数是30天,我们把15、16加到一起就是不健康的天数,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不健康的天数,这两个点数加到一起如果大于30就以30为限来算的。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总的健康情况,身体不健康和心理不健康的天数,南京是过去30天内有3.4天不健康,长春不健康的感觉最高,是感觉,9.7。但是平均值是5.5。我们跟谁比较呢?我们还是跟美国比较,跟美国来比较我们会发现美国最新的调查数据是不健康的天数是6.6天,高于中国的。所以,它的健康指数是低于中国35个城市的平均值。其中35个城市当中有27个健康直属高于美国,不健康的天数低于美国。1个城市跟美国相等,8个城市低于美国。整体来看,心理不健康的天数平均3.01天,大于身体不健康的2.53天,我们心理觉得不健康还是比较多的。

  分指数来看,南京身体不健康的指数是最低最少,1.5。